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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手提式大明朝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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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717章 也有大儒逆着念经(第2/2页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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秉春秋!字动人心!

    这文章争的可是天下人心!

    甚至李贽这文章,就连孙文启都动摇了。

    君臣纲常,是否真的是不可更易的呢?

    这个念头冒出来,孙文启都觉得大不敬,可他也忍不住思考。

    今上有德,大明国祚因此兴盛。

    可若是君上是桀纣那样的君主呢?

    若自己是臣子,要如何守这份纲常呢?

    孙文启不知道。

    冷静下来,这种争斗,不是自己这个小卒子能参加的。

    茶馆里,士子们吵得面红耳赤。

    一个老监生拍桌子:「李贽这是诛心之论!借着苏大人的架子,来拆儒家的祖庙!」

    年轻监生反驳:「未必!苏大人既然说人理能变,李卓吾不过是顺着推了一步!纲常难道真是万古不变?《孟子》里的话又怎么说?」

    「纲常是立国之本,人伦之基,怎么能随便说变就变?这说法一出,天下岂不要乱?」

    「乱什么?苏大人说了,变要基于「致良知』和「实行』!如果大家良知都觉得某条纲常不公不好,为什么不能议论丶不能改?这才是真儒者的担当!」

    「李贽居心不良!他这是要蛊惑人心,动摇国本!」

    「我看是有些人心里有鬼,怕这「人理可变』的刀子,割到自己身上那些不合时宜的特权!」争论迅速从茶馆蔓延到书院丶衙门,甚至街头巷尾。

    支持的人觉得李贽问到了关键,点明了苏泽理论可能带来的社会变革意义。

    反对的人觉得这是洪水猛兽,在挑战千百年的秩序根基。

    孙文启好不容易从李贽的文章中「挣脱」,然后翻开了《商报》。

    本来孙文启是想要平复心情的,因为《商报》对于这种政治上的大事,素来是比较冷淡的,一般就是转载简评一下,点到为止。

    可这一次,《商报》刊登了一篇长长的社论文章!

    看了这篇文章,孙文启的冷汗又下来了!

    《商报》的社论标题很直白:

    《「崇本抑末」再思一一从苏公「人理可易」说起》。

    文章开篇先提了苏泽昨天的讲学。

    「苏公明言:天理亘古,人理迁流。」

    「所谓人理,即人间伦理规范,须据时代而变,循良知而调。」

    紧接着笔锋一转:

    「既如此,我辈当思:延续千年的「崇本抑末』之策,是否亦属可易之人理?」

    下面开始摆事实。

    「古之「本』,指农桑;「末』,指工商。」

    「《汉书》有载:「农,天下之大本也。』历代抑商,理由无非:商贾不事生产,囤积居奇,易致奢靡,动摇国本。」

    但文章随即反问:

    「此理于古或然,于今亦然否?」

    它先列了几条当下的变化。

    「其一,农事已非往昔。」

    「武清伯育种实验,化肥增产,皆赖实学格物之功。此功何来?非纯农桑,乃工丶算丶化诸学协作。」「若无人制肥丶无人造器丶无人研算,增产从何谈起?农本已与工商技学密不可分。」

    「其二,工商之用今非昔比。」

    「军械革新,赖匠造;船舶远航,赖舟匠;铁路开凿,赖机造。无工则兵弱,无商则货滞。」「近年边关粮饷转运丶棉布成药流通,皆靠商队网络。工商实已为兵事民生之血脉。」

    「其三,民需已变。」

    「古时民求温饱,农为要务。今京师及江南诸地,百姓所求不止于食。」

    「有求棉绸之暖,有求书籍之明,有求钟表之便。此等物产,孰人供给?工匠与商贾。」

    「若强抑工商,则民需不达,反生怨隙。」

    文章又引了苏泽早年的《四民道德论》。

    「苏公昔言:士农工商,皆国之栋梁,各有其德,各尽其用。」

    「士以忠信,农以勤朴,工以精巧,商以通达。四民协和,国乃强盛。」

    「此论早已破「末业卑贱』之旧念。」

    「今苏公再倡「人理可易』,恰可为此论张目。」

    接着分析「崇本抑末」在当下的实际后果。

    「仍持旧念,则工商之才受抑,创新之术难兴。」

    「北洲垦殖丶南洋贸易,皆需商贾组织丶工匠随行。若视彼等为「末』,事事掣肘,开拓之业何以持续?」

    文章也并非全盘否定「重农」。

    「农仍为基,此毋庸置疑。」

    「然「重农』不必「抑末』。可并行而不悖。」

    「如苏公「实行而一』之精神:农事需求,可借工商之力以提升;工商之利,亦可反哺农桑之基础。」最后回到「人理可易」的核心:

    「古之抑末,因当时工商多涉奢靡投机,于小农之世确有弊害。」

    「然今时已不同。工商若导之以德丶规之以法,可成富国利民之臂助。」

    「若仍守旧条,视其为必抑之「末』,则恐束缚天下活力,背离「致良知』「务实而行』之新儒精神。」

    文章结尾简短有力:

    「故请朝野再思:」

    「「崇本抑末』是否当随世而易?」

    「农工商之关系,是否可据苏公「人理』之说,予以更合时宜之调整?」

    「此非弃本,实为固本开新。」

    社论署名是《商报》主笔。

    文风平实,几乎没有修饰。

    但问题提得直接,条理也清晰。

    可文章的意思,指向了千年来一项国策一一重农抑商。

    文章的意思很简单,这项国策是否还应该继续实行下去?

    文章的立论和推论,都没有任何的问题,甚至这篇文章有关古代王朝为何执行重农抑商政策,都有深刻的理解。

    也正如文章所说的那样,如今的商人也越发的重要,京师这些年来的发展,不就是源于工商业的兴盛吗?

    朝廷开徵商税的地区,官府也用徵收的商税办了很多实事。

    那是不是要改变千百年的国策,取消重农抑商?

    可孙文启还是本能地觉得不对!

    可偏偏他又说不出来哪里不对。

    再看文章的署名,原来是《商报》主编范宽。

    孙文启合上报纸,原来这就是苏师口中的大争之世啊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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