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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在二战当文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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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23章 产品还是作品(第1/2页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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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23章 产品还是作品

    哈丽特·门罗创办《诗歌》的时候。

    是以惠特曼的诗句「要有伟大的诗人,必先有伟大的读者」为杂志格言。

    所以,她一直以来都是以提升诗歌的艺术地位,以及提升公众对诗歌的关注度为方针在审稿。

    永远不会在审稿过程中掺杂个人偏见与流派偏见,喜欢的稿件是偏大众一点的。

    而乔治·狄龙就不一样了。

    乔治·狄龙作为一个学院派诗人,创作风格是比较传统的,比较注重在格律丶意象方面的运用。

    当然,他在诗歌创作方面的才华是毋庸置疑的。

    在21岁时就出版了首部诗集《风中少年》,获得《日晷》杂志的高度评价。

    ——《日暑》是创刊于1840年7月的超验主义运动刊物,刊登过爱默生丶梭罗等着名诗人的诗歌作品,在1920年代时的主编「玛丽安娜·穆尔」,后来还成为了《诗歌》的核心作者。与《诗歌》杂志一样,都是现代诗歌发展的重要推手。

    在《风中少年》之后,乔治·狄龙在25岁,也就是1931年时发表了诗集《开花的石头》,并以此获得了次年的普立兹奖与古根海姆奖学金。

    不过,乔治·狄龙虽然也擅长抒情丶爱情题材的诗歌创作。

    但在遣词造句方面,却比恩尼要华丽丶考究的多。

    例如他在《开花的石头》中的代表诗篇:

    《致失败者》—一且让孤独缄默不言,若要诘问你所失的一切,就去责怪风吧。

    《无法忍受的美》—一她的身躯似由,火焰与雪交织而成。我暗想,纵使心跳有朝一日停止,这般光景,也会永存于我记忆之中。

    《黎明的问候》——囚于牢笼的意识,醒来吧:此刻你正饥肠辘辘。你曾饱食大地的果实,也曾遍尝天上地下的滋味。

    当然,乔治·狄龙的诗歌,优点是很明显的,在情感与文学性的表达上毋庸置疑很优秀。

    但正是如此,他的诗歌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。

    其中最重要的一点,就是不够大众。

    平常阅读他的诗歌的人,都是精英阶层或是知识分子,他所使用的那些晦涩的意象,以及较高的审美门槛,让很多普通民众都无法接受这样的诗歌。

    而且他的诗歌,所表达的情感也比较私人,都是表达自己的情绪,简单点说就是「不接地气」,无法让民众产生共情。

    也正是这些原因,让《诗歌》杂志在美国民间的影响力一直很难扩散出去。

    此时。

    容貌秀气,浓眉大眼,身形有些瘦削的乔治·狄龙,正伏案在桌前,撰写对于《从前慢》这首诗歌的评论。

    如果从他的本意出发,的确只是一篇评论而已;可从他的用词出发,就更倾向于是抨击了。

    简单的一个字来说—他认为这首《从前慢》很「俗」,可以说是俗不可耐O

    什么「长街黑暗无人行」丶「从前的日色变得慢」丶「一生只够爱一人」————

    在他看来都是技法丶意象极为拙劣的词句。

    尤其是被奉为金句的「一生只够爱一人」。

    在他看来有种19世纪廉价妓女的美,所谓的审美门槛低就代表着一种廉价的迎合。

    如果一首诗歌让普罗大众都能读懂,在他看来就是俗气丶廉价到了极致。

    他的印象中,能让所有人都无门槛接受的,就只有被人蔑视的涩情小说。

    而这首《从前慢》,显然也能归为这一类。

    毫无文学性,字里行间都充斥着取悦公众的廉价与娱乐性。

    与此同时。

    在乔治·狄龙撰写评论的时候。

    同样在诗歌领域声誉不菲的《肯庸评论》也加入了「评论」的行列。

    位于俄亥俄州甘比尔镇的《肯庸评论》编辑部。

    《肯庸评论》的主编约翰·克罗·兰塞姆,也因为久仰「恩尼·里瑟」的大名,阅读了其在《纽约客》上发表的诗歌。

    与《诗歌》相比起来,《肯庸评论》这本杂志更是学院派中的学院派。

    1939年,作为美国新批评派的核心人物,约翰·克罗·兰塞姆在肯庸学院创办了这本文学期刊。

    肯庸学院是美国一所私立文理学院,成立于1842年,也可以唤做「凯尼恩学院」,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卓越声誉。

    在全美文理学院中位列前茅,最佳文理学院本科教育中位列第12位。

    毕业的学生往往都能前往世界着名公司任职,例如高盛集团丶摩根大通丶瑞士联合银行丶宝洁公司等。

    1939年的时候,兰塞姆正在肯庸学院中任职,由于厌恶美国文学界彼时的印象式批评与意识形态化写作。

    所以以「新批评」理论为核心,创办了《肯庸评论》这本刊物,在早期依靠学院资金与私人捐赠运转。

    而所谓的「新批评派」,用最简单的话语来解释—一就是抛开一切外部因素,死磕文字本身。

    也就是说,抛开作者生平丶读者感受丶时代背景等所有附加的东西,只分析一部作品的本身。

    具体实践起来,就是只盯着语言的张力丶讽刺丶意象丶隐喻这些细节,不用去理会作者当时在想着什么,也不用管读者有没有被作品感动哭什么的。

    毫无疑问,作为一个编辑丶诗人丶评论家,约翰·克罗·兰塞姆是颇具权威的。

    在1959年退休后仍活跃于文学界,并在1966年时入选美国艺术与文学学院,1973年时获得诺奖提名,一生中获奖众多。

    不过,作为一个学院派的诗人丶评论家,他也存在着审美上的偏见。

    他最为主张的一点就是—一诗歌审美应该拒绝功利性与通俗化表达,诗歌的本质是对「世界本体」的认知,而非情感的宣泄丶道德的说教或大众的娱乐。

    因此,他认为诗歌应当与现实生活保持距离。

    要是一首诗歌过于通俗丶贴近大众生活丶传递共通的情感的话,就完全缺乏诗歌本体的深度。

    这种诗歌就只能算作「产品」,而不是「作品」,只能算是充满功利性丶功能性的文字,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诗歌。

    如果非要比喻的话。

    约翰·克罗·兰塞姆认为诗歌就跟衣服一样,最简单丶最物美价廉的衣服,自然是公众的最爱。

    可在时装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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