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声。50岁的老师，应当是在学术界大展鸿图最好的年龄；应当是吟哦着锦绣诗句的声音，此刻正费力地捕捉着：噫，唉，啊，呀……满头大汗，气喘吁吁，看护乐观地说老师表现得很捧，我们要给老师拍拍手哦。走出医院，我的眼泪倏然而落，顺着绿荫道一路哭一路走，这是怎样荒谬而残酷的人生啊。
同时间发生在我身上的伤挫并没有停止，总要花好大的力气去应付，应付自己的消沉。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有去探望过老师，只从一些与老师亲近的人那儿探望老师的状况，老师出院了，回家调养了，原来的房子卖掉了，搬到比较清幽的地方去了。偶尔车行经过高架桥，我仍会在岁月里转头张望那个方向，带着惆怅的淡淡感伤。那里有一则秘密的，属于我的青春故事。
后来，我与青春恍然相逢
这一年，我已经在大学里专任了第十一个年头了，即将跨入40岁。生活忽然繁忙起来，广播、电视和应接不暇的演讲，但我尽量不让其他杂务影响了教学，总是抱着欣然的情绪走进教室，面对着那些等待着的眼睛。特别是为法商学院的学生开设的通识课程，在许多与生命相关的议题里，我每每期待着能将自己或者是他们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去。
每一年因为学生组合分子的不同，上课的气氛也不相同，若有几个特别活泼又充分互动的学生，就会迸出精彩的火花。有时遇见安静却愿意深刻思考的学生，他们的意见挑战我的价值观和认知，也是很过瘾的事。一个学期的课，不敢期望能为学生们带来什么影响，只要是能提供机会让他们认识到自己，就已经够了。
这个学期，有几个学生聆听我叙述的故事时，眼中有专注的神采。有一个经济系的男生，特别捧场，哪怕我说的笑话自己都觉得不甚好笑，他一定笑得非常热切，也因此他没出席的日子，课堂上便显得有些寂寥了。通常这样有参与感的学生在讨论时都会踊跃发言的，这个男生却几乎从不发言。该笑的时候大笑，该点头的时候用力点头，只是不发言，我猜想或许是因为他不擅言辞吧。轮到他上台报告时，他从余秋雨的《文化苦旅》说到祖国大陆的壮丽山河，全不用讲稿，也不用大纲，侃侃而谈，不像是商学院的学生，倒更像是中文系的。我坐在台下，仰着头看他，原来是这样高的男孩子。明明是青春的脸孔，流利地报告着的时候，却仿佛有着一个老灵魂，隐隐流露出浅浅的沧桑。他在台上说话，焕发着光亮、自信的神态，在与台下忽然大笑起来的模样，是极其不同的。当他结束报告，掌声四起，连我也忍不住为他拍手了。
冬天来临时，通识课结束，我在教室里前后行走，看着学生们在期末考卷上振笔疾书。一张张考卷交到讲台上，我从那些或微笑或蹙眉的面容上，已经可读到他们的成绩了。
捧着一叠考卷走出教室，那个经济系的男生等在门口：“老师，”他唤住我，“可以耽误你一点时间吗？”
我站住，并且告诉他，只能有一点时间，因为我赶着去电台。每个星期五的现场节目与预录，令我有点焦虑。
好的。他微笑着，看起来也很紧张，随时准备要逃离的样子，“我只是想问你还记不记得一位老师……”他说出一个名字。忽然一个名字被说出来，我感到一阵晕眩，那一段被烟尘封锁的记忆啊，云雾散尽，身形伟岸，微笑的老师，忽然无比清晰地走到我的面前来。我当然记得，即便多年来已不再想起，却不能忘记。
你是……我仰着头看他，看着他镜片后的黑眼镜，眼泪是这样的岌岌可危。
暮色仰进教学大楼，天就要黑了，然后星星会亮起来，曾经，那是晚餐开桌的时间，如今，我们在充满人生的拥挤的走廊上相逢。十几年之后，他念完五专，服完兵役，插班考进大学，特意选修了这门课，与我相识，那令我悬念过的小男孩，24岁，正当青春，我却是他母亲那样的年龄了。青春从不曾消逝，只是从我这里，迁徙到他那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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